第二篇整理自冯筱才，复旦大学
他主要通过列举史实来说明了财政和主义二者的矛盾。
题目：主义与财政——近代中国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可能包括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政府与商业的关系，政界与企业的关系。
中共开放市场以后，个体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当时有很多人乐观的认为会有中产阶级形成，政治会有很大进步。但是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官商勾结却越来越严重，不但带有镇定价值的中产阶级没有形成，反而使得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其公正性也空前受到质疑。在此情况下，官商勾结就日益成为一个政治腐败的资源。从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当代才具有，还是有历史渊源呢? 古代不管，就从近代开始谈起。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近代历史，我想用“革命”。而谈到革命，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事情：主义和财政。也许有人会说，还有军事啊。对，毛主席也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你买枪也需要钱啊，即军费。归根结底还是财政问题。而主义可能就是个合法性的问题。从中国近代看，二者一直处于一个紧张对立的状态。
从孙中山开始讲，搞兴中会时，其主义和财政就互相冲突。当然，由于当时革命的力量还很弱小，多是些海外侨胞。他们来投身革命呢，多半是想谋取厚礼，当然也不否认有些人想光复大汉，认同驱逐鞑虏的理念。但也有不少人有入股分红甚至博彩的动机。这可以从孙中山发行过很多“革命股票”证实。开始还没有太大冲突，但眼看着投资没有回报，许多“投资者”就开始动摇，所以孙中山的主义也就不能坚持，后来就有和梁启超合作等。拉拢学生组建同盟会时，驱除鞑虏这条已经没有了，换成时髦的“民族主义”。其派系很多，争论也很多。争论归争论，学生总得吃饭，所以有后来的日本资助。同盟会内部也产生分裂，主要的派系进行分家。分家归分家，奇怪的是，辛亥革命居然发生了。主要是在湖南派的同盟会学生策动下完成的。当时的发动力量已经不止华侨，主要是湖北新军。于是各地纷纷响应。实则辛亥革命各地情况不完全相同，主事的也不完全是革命党，所以近代是在一个很婚乱的情况下实现光复的。
各地取得政权后，头脑发热，提出各种主义，而商人只关心免税等方面的政策。政府一建立，班子一搭好，开锣首先碰到的就是财务问题，于是打着革命党的招牌向有钱人下手，有的是点名摊派，有的绑架勒索。财政部没办法，只好恢复税收，额度甚至超过清朝。但局势不稳定，机构不健全，财政收入有的充军费，有的干脆挥霍一空。各地财政自收自用，南京中央政府基本被架空。虽然说1912年，孙中山在此压力下，宣称要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商人投资生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是空话，主义也没办法实行。这其实是后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的重要背景。二次革命也得不到支持了。
此后一段时间，即北洋派统治期间，采取对商人笼络的办法，开放资源，包括政治和市场。民国初几年，政商关系有所改善。但孙中上又重现江湖，护法运动开始。他以身望入股，没有军事跟财政资本，所以也没有实际的权力，除了护法的旗子以外，也没有明确的主义。
所以护法政府分裂掉了。后来孙干脆回北京组织了个写作班子，干什么呢，写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跟商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民生主义，后来成了打击大资本家的来源。
国共一直主义不合，国坚持三民主义。但蒋介石一直忙于解决短期的财政需求，就没有办法解决主义的问题。南京政府成立时，用争取同盟等种种办法弄钱，比较文明的有发行中央银行钞票。发行政府公债等，野蛮的就是绑架银行行长，强行摊派军费等。在中日战争期间，南京政府趁机进行全国资产统计，在抗战结束后，全面没收“敌才”，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同时还加大税后，使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日渐紧张。地方的权益逐渐被剥夺。开始时南京政府的控制区域是很有限的，后来日益扩张，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
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阐释，由于情况变化，原来的主义已不适用，修改来适应政治，使主义逐渐丧失其权威性，成为形式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壳。没有共识，国民党的统治一直是不稳定的。它代表什么阶层的利益呢。有人说是大资产、大地主阶级，但骂国民党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另外一方面，蒋介石一直不承认其代表那么一次小撮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广大的劳动者的利益，是全民政党。但这被认为只是空号而已，其更是垄断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反而不如中共。 中共很巧妙，采用列举法，将代表的阶层一一列出，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是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的高明之处。
所以，与其说是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不如说是其被自己内部财政与主义的张力拖垮。而政商关系不良，甚至走上极度畸形的道路，失去了民主的支持。在今天台湾的国民党，除了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只能用其它党派无异的选举策略来维持争取选票。究竟是国民党的主义教条，还是他们延续下来的不求党产的传统决定了国民党的现状。
当今，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理论上，财政状况的改善，应该让政府有资源获得更多的认同。但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最近大学里的政治课越来越成为鸡肋。所谓高层知识界是这个状况，那么普通的工人群众就更不容乐观咯。另外一个历史情景是，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成为饱受批评的社会现象。
中国社会也在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财政上开始关心弱势群体，免收农业税，打压炒房热等。而且地方的权力也逐渐削弱。
产生一个悖论，分权，容易使地方官员的权力上升，从而利用这个权力谋取私利，如转卖工厂。从而为官商勾结提供土壤。而集权又造成地方权力虚弱，办事能力不足，而官员更可以顺势将这个责任推卸，仍然是腐败。